注：1939年4月民国夏都云中山城庐山的守军撤离，历时9个月的庐山保卫战结束，庐山失守。外婆的自传写到这里也戛然而止。我们根据外婆平时的讲述、父母的讲述、我们的亲身经历、外婆的老照片等各种信息渠道，编写了这个“后续”。
延续诺立女校
1938年7月底九江沦陷后，外婆带着十余名无家可归的学生一起避难庐山。期间，作为诺立女校副校长的外婆与教师胡美德和九江儒励女子中学（注：抗战时期先后迁往四川资中、遂宁）部分余留教师商量，决定将儒励女子中学和诺立女校联合，开办儒诺联中，校址设儒励女子中学内，继续办小学、初中、高中。外婆与教师梅尧卿、海玉清、王辉全等人继续在儒诺联中任教，坚持基督教会的女子教育。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美英关系恶化，九江儒诺联中也被迫停办了。
九江儒诺联中被迫停办后，外婆继续在基督教会服务，先后担任南昌基督教会妇女工厂的厂长、南昌向塘小学校长、九江儒励女中副校长等职。后在在九江同文中学任教。收养女
外婆受基督教独身女传教士的影响，是个独身主义者（见文末注）。外婆到1938年上庐山时已经35岁仍未成家。在庐山救难所服务时，遇到一6岁女童被母亲和哥哥遗弃在救难所，女童父亲被日寇枪杀在家族祠堂，母亲则带哥哥逃难而去。女童被外婆收为养女，后成了我们的母亲。外婆给母亲取名：夏尚美，把母亲的生日定为当时的国庆日——10月10日。外婆先让母亲与女工场的女童一起学做针线活、刺绣，后上了小学、中学。朝鲜战争爆发，初中毕业的母亲自主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成为铁道兵战士到了朝鲜。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母亲回到祖国，不久与铁道兵司令部的年轻参谋刘振民结婚。1954年11月长子出生，取名刘凯德，“凯”为父母从朝鲜凯旋归国后诞生之意，“德”即为纪念外婆夏德贞而取。外婆得知有了外孙，非常高兴，没有与妈妈商量就辞去教师的公职到北京来看护外孙了。幸福之家
1956年长外孙女刘莉出生。爸妈上班的时候都是外婆在照看我们，带我们玩儿，给我们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很快，刘凯德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送去幼儿园。可是他被外婆独自呵护惯了，根本不适应幼儿园的环境，一到幼儿园就拼命的大哭，怎么也哄不住，只半天就把嗓子哭哑了，外婆心疼他，就把他领回家。以后的两个外孙也是类似这种情况。这样外婆就亲自把我们三个外孙、外孙女带在身边照看到上小学。1957年外婆随着爸妈由铁道兵转业到呼和浩特铁路局，一家人到了呼和浩特市。那时候爸妈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有二百元，我们一家六口的人均工资收入在当时就算是高的了，加上妈妈勤劳能干，南北菜肴都做得地道，缝纫编织样样精，家庭开支安排得合理精明，我们家的伙食是丰富、充裕的。一家人和睦愉快，过着幸福的日子。文革遭难
外婆的学识和风度在呼和浩特铁路局机关大院是出名的。风云突变。到了1965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越敲越响，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外婆作为旧时基督教会的高级专职人员，被当地政府和派出所莫须有定为“美国特务嫌疑”，严加管控。当地的派出所还找到爸妈，亮出惊人的“特嫌”情报，要求爸妈协助监视外婆。后来爸妈还向已是小学四年级的长子透露了消息，教他有个心理准备。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迫使外婆与爸妈做出分居的决定，外婆搬到了离我们家不远的矮小民居。一边是要求划清界限，要执行命令；一边是不能尽孝，与养母分家，受到社会舆论责难，妈妈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在1966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我们被邻居告知“你妈妈精神错乱，住进精神病院了。”在随后到来的“红七月”中，外婆成了“美帝特务”，被红卫兵抄家、戴高帽批斗，受到凌辱折磨。在1966年“文革”红卫兵造反的熊熊烈火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演越烈，批走资派、斗“黑五类”、打派仗、夺权、反“二月逆流”……。不幸的是，母亲在运动中又被逼得精神错乱了（医生诊断是癔症），结果母亲被捏造在病中污蔑了伟大领袖，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关进铁路看守所。母亲的落难又影响了外婆，单位的造反派把外婆揪去批斗，并关押在单位。那时，每天由长外孙在家做饭，中午父亲回家带上一饭盒饭菜下午上班给外婆送去作为一天的食粮。外婆被批斗、关押了两个多月。以后的一段日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满头白发的外婆拎着布提兜捡树枝木棍当柴火，或被强迫扫马路的身影。外婆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蒙受这么多不白之冤，受到粗暴的折磨和迫害，真是黑暗至极！当时我们这些外孙们，除了大外孙不去看望，姐弟俩经常去外婆住的矮土屋送生活费、送食品，给外婆带去一时欢乐、一丝温暖。然而，外婆是谅解大外孙的，托一同插队的知青给他送去糕点。当他手捧香甜的糕点时不禁热泪盈眶，悔恨交加。他逐步清醒，抛弃政治愚弄，找回失去的良知和正义。桃李满天下
在我们的记忆中，外婆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写信，总有写不完的信。外婆的同事、学生很多，分布在各地，外婆与他们的很多人一直有书信往来。仅仅在塞外边疆的呼和浩特都有几位外婆的学生。刚到呼市不久，外婆到呼铁局中心医院看病，意外的遇见了在那儿当大夫的学生王贤才。王贤才1951年在九江同文中学高中毕业后，入山东大学学医。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1958年6月，他因对苏联医学的微辞被补定为“右派分子”，后来他随所在的丰台铁路医院整体搬迁至呼市。我们称呼他为“王舅舅”，王舅舅当时是单身，妈妈经常请他来家吃饭给他改善伙食。文革兴起，王舅舅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监狱。王贤才在监狱中克服很多困难，不分昼夜，在1975年9月完成了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的翻译，全书共340万字。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获卫生部“医学翻译特别奖”，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政府特别津贴”享受者，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名人。在呼市还有一位外婆的学生田舅舅，是呼市农科所的高级农艺师。我们经常去田舅舅家玩儿，与田舅舅的几个孩子（比我们年龄稍大）成为好朋友，两家经常在节假日互相家宴请客。在恢复高考制度首次全国统一考试的1978年2月，田舅舅的长子田新林还到我们家找同期考试的刘凯德交流录取分数线等信息。外婆还带我们去她在内蒙医学院当教授的学生曹帮清家做客，后来这位曹舅舅调回九江，担任九江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安渡晚年
1975年，高中毕业的外孙女刘莉陪外婆回到九江市定居。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外婆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恢复名誉。在那科学的春天，外婆也焕发了青春，充满对新生活的渴望，她发挥知识的特长，75岁重返教师岗位，讲授英语课程。真是越活越年青，刘莉来信欣喜地告诉我们，外婆口腔里长出来新牙了！1990年底，外婆被妈妈接回呼和浩特，与家人一起安渡晚年。1991年6月12日，我们的外婆夏德贞因突发脑溢血于呼和浩特市逝世，享年88岁。注：1800年，欧美先进国家产妇死亡率高达1%，生育多胎累计风险极高；到1900年时有所下降，但还高达0.8%。1800年，美国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有3个活不到5岁，一半活不到成年；到1900年，平均生育4个子女，大约1个活不到成年。
同期落后国家的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
在此种背景下，19世纪开始，欧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婚不育盛行。中国早期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也是如此。她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教育、医疗和妇女儿童事业。
1938年庐山疗养院（右一为外婆）
1949年南昌向塘小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外婆）
1965年于呼和浩特市全家福照（右一外婆抱小外孙刘浩雄）
感谢阅读，全文结束。
小编地球村民有话说：
5月31日下午同在北京的老友、外婆的长外孙、本系列主要编著者刘凯德通话一个半小时，得知他的妹妹刘莉居然是我三十多年前在九江的单位同事。她比我大11岁，那年那月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34年。世界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
冥冥之中，外婆给我们意外的惊喜！